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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社会科学报:江南佛教形成之因
来源: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:竺建新时间:2019-04-16 点击:105

“江南”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,也是一个文化概念。对中国佛教文化来说,江南堪称发祥地。梁启超认为,“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,总以佛教先盛于北,谓自康僧会入吴,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。但举要言之,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,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”。此外,江南地区诞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佛教宗派,如天台宗、南禅、华严宗等。因此,从佛教的发展史看,江南佛教地位显赫。而江南佛教的形成,与江南的地理环境、政治环境、文化以及学术等因素有关。

地理环境特殊

在佛教徒眼中,江南是美和诗意的象征。例如,慧远认为自然山水是真如、法性、本无、性空本体的体现者,是美的化身。正因如此,他选中庐山胜景建东林寺,“远创造精舍,洞尽山美,却负香炉之峰,傍带瀑布之壑。仍石叠基,即松栽构,清泉环阶,白云满室。复于寺内别置禅林,森树烟凝,石径苔合,凡在瞻履,皆神清而气肃焉。”再如,晋代僧人于法兰,“性好山泉,多处岩壑”,“后闻江东山水剡县称奇,乃徐步东瓯,远瞩嶀嵊,居于石城山足”。可以说,正是江南秀美的自然山水,为佛教徒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和研修佛学之地。

再者,远古的江南,特别是吴越地区,沼泽密布,风雨多,水患多,虫蛇出没频繁,吴越先民对不能克服、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怀有恐惧和神秘的情绪,于文化上就形成了敬事鬼神的风俗。关于这一点,历史典籍多有记载,如“会稽俗多淫祀,好卜筮,民一以牛祭,巫祝赋敛受谢,民畏其口,惧被祟,不敢拒绝,是财尽于鬼神,产匮于祭祀。”(应劭《风俗通义》)“江南之俗,火耕水耨,食鱼与稻……其俗信鬼神,好淫祀。”(《隋书·地理志下》)“吴越之境,其人好剑,轻死易生。火耕水耨,人食鱼稻,无千金之家。好巫鬼,重淫祀。”(李昉《太平御览》)这种敬事鬼神的风俗易生成宗教心理,为佛教文化的传入提供了极好的土壤。

政治环境相对稳定

东汉初,佛教传入中原,只在北方大地缓慢传播发展。但到了东汉末年,北方社会动荡不安,战事频仍,而江南区域则相对安定。因此,为避战乱,大批佛教信徒和僧人也随着北方移民移居江南。据《高僧传》卷一《汉洛阳安清传》记载:“安清,字世高……游化中国,宣经事毕,值灵帝之末,关洛扰乱,乃振锡江南。”又据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七所载支憨度《合首楞严经记》记载:(支谦)“以汉末沸乱,南渡奔吴。从黄武至建兴中所出诸经,凡数十卷,自有别传记录。”除了北方僧人,江南的稳定、富足和秀丽,同样吸引了其他地方的僧侣。几乎与支谦同时,康僧会也从交趾到建业设像行道。各地僧侣到了江南之后,积极投身到译经和传教活动之中。支谦翻译了大量经卷,如《大明度无极经》《维摩经》《大般泥洹经》《瑞应本起经》《微密持经》等约30部,其译“辞旨文雅,曲得圣义”,得以“遍行于世”。支谦“主明本,故重智慧(般若)”,既对江南佛教重视义理的特征影响深远,也对江南佛教诸宗的形成影响深刻。诚如梁启超所言:“江南佛教教理的开展,以优婆塞支谦为首功。”康僧会到吴地后,译有《六度集经》《吴品》等,他的译作带有浓厚的儒家色彩,并掺杂入“天人感应”思想,这对佛教在江南的传播以及佛教本土化贡献卓著。此外,康僧会重禅法,对江南禅学的形成影响深远。总之,各地僧侣至江南,通过翻译佛教经卷和传播教义,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江南区域的兴盛。至唐朝安史之乱之后,因为江南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富庶,“宗教文化也随之倾斜,江南成了佛教最兴盛的地区”。

除了政治稳定,江南历朝历代的帝室,多对佛教持支持的态度。三国东吴时期,孙权对到江南传教的支谦“甚加宠秩”,后又为康僧会建塔,号建初寺,“由是江左大法遂兴”。南朝梁武帝十分崇佛,甚至舍身同泰寺为奴,以证信佛之坚。江南吴越王钱俶更是“尝慕阿育王造塔之事迹,以金铜精钢造八万四千宝塔,中藏《宝箧印心咒经》,广颁施之。”统治者的力捧,无疑是江南佛教得以盛传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
文化上轻礼重乐

与中原文化相比,江南文化“轻礼重乐”,少传统思想的束缚,具有“开放性与包容性”的特征。江南区域的人们容易接受外来文化,这是江南佛教得以传入和兴起的重要条件。佛教与儒家,一为出世的思想体系,一为入世的思想体系。故佛教初传入中国时,与儒家发生种种矛盾,受到儒家士大夫的抵制,传播范围并不广。但是,佛教传播到江南,情况就不相同了。清代学者钱大昕指出,“后汉明帝时佛法始入中国,然中国人无习之者。晋南渡后,释氏始盛”。这里固然有佛教中国化的原因,但江南文化特征的影响亦不容忽视。江南区域远离中原,儒家思想的束缚影响较小,思想相对开放自由,故更容易接受新思想、新观念。即便彼时江南区域道教盛行,地方神崇拜蔚然成风,但人们并没有拒绝佛教文化的进入,相反,他们以宽容的方式接受佛教。例如,三国时期东吴的尚书令阚泽对佛教就有很高的评价,认为儒道受制于天,佛教却“天法奉行,不敢违佛”。再如,江南区域的人们对佛教徒礼敬有加。据《高僧传》卷六等记载,东晋的谢安任职吴兴太守时,十分敬重竺法旷。法旷隐居山中,谢安“故往展敬。而山栖幽阻,车不通辙,于是解驾山椒,陵峰步往”。

除了开放性特征,江南文化还具有柔性和诗性的审美特征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象牙雕刻“鸟日同体”图案以及良渚遗址出土的陶瓷俱各精致、柔雅,可为柔性文化的佐证。另外,在“杏花春雨”的熏染下,江南文化多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的审美气质。简言之,清新柔婉、超越实用功利、追求精神个性自觉,是江南文化诗性审美精神的内核。江南文化与佛教发生碰撞与糅合,产生了“更自然化、更艺术化和更人间化”的江南佛教。因此,江南佛教(尤其江南禅宗)呈现出的人间化审美倾向,与江南诗性文化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
玄学使佛学本土化

江南学术为江南佛教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学理支撑。东汉末年,社会动荡不安,汉代经学走向衰落,魏晋玄学应运而生。到了“永嘉之乱”时期,晋室南渡,玄谈之风也随之移至江南。江南大地玄学盛行,这极大推动了佛学的兴盛。一是学理与思辨的影响。玄学采用了哲学思辨的方式,探究儒家“名教”与道家“自然”的关系。因此,玄学有思辨色彩。佛教般若学和玄学颇为相似。般若,意译为“智慧”,即认识佛教真理的智慧。佛教僧侣和居士用“格义”的方法,消除了玄学和佛学的隔阂,使之中国化。般若学的六家七宗,主要有“本无”“即色”“心无”三个主要派别,明显受到魏晋玄学中的“贵无”论和“独化”论的影响。二是佛学的玄学化。佛学在中国化过程中,与魏晋玄学渐渐合流。僧侣们注释《般若学》,多散发着玄学之味。例如,慧远用大量的玄学概念解释“念佛三昧”:“夫称三昧者何?专思寂想之谓也。思专,则志一不分。想寂,则气虚神朗。气虚,则智悟其照。神朗,则无幽不彻。”慧远解释的是佛教思想,但字里行间却有着老庄清谈玄想的思想痕迹。玄学的不同思想倾向都能在般若学中得到回应,后者渐渐地成为江南佛学之显学。在玄学影响下,江南佛学,既多清淡之风,又多哲学思辨特征。

除了魏晋玄学,明代浙江余姚人王阳明的心学对江南佛教亦颇有影响。王阳明心学,一方面受佛学的“心说”影响,强调心之能动作用,甚至一度被称作“阳明禅”;另一方面,王阳明心学强调人性的解放,主张解除对人心的外在束缚,反过来影响江南禅宗中的人性自由思想。学者何俊认为:“王阳明心学的崛起,促使了明中叶以后的思想解放。这种思想解放对佛教的发展无疑同样具有刺激,明中叶以后的禅风日盛,即其显例。”此言切中肯綮。

一言以蔽之,江南佛教在江南地理环境、政治环境、文化以及学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,形成了不重实践、重哲思、多诗性审美的特征。


(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江南佛学与‘两浙’现代作家研究” (15BZW160)阶段性成果)

(作者单位: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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